的局面。
那时，郎玉堂虽然对严修筠仍然带着偏见，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事实的真相和他猜测的那些事，可能完全不一样。
于是他又一次见到了严修筠。
“我不想知道这件事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麻烦，我也不想听你辩解自己有多么冤枉，我来这里，只想救晚晴的命。”郎玉堂说，“如果我们能在这点上达成一致，我们就聊下去，我不希望以后你在‘我揍过你’这件事上翻旧账。”
而严修筠说：“那是我应得的。”
倒是从那以后，他真的没有再提过。
江晚晴的状态实在让郎玉堂发愁，他和江晚晴一起鸡飞狗跳地长大且出了名的神经强韧，在看到江晚晴那个惨样的时候都觉得受不了，他觉得如果把江晚晴的父母这个时候弄到英国来，不仅对江晚晴的治疗全无益处，反而可能要多出两个躺在病床上的病人。
郎玉堂左思右想，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他找人想办法，在江父江母的签证上动了点儿手脚，在短时间内阻止他们到英国来，同时发动自己在医学界能够想到的所有人脉，赶快给江晚晴出个治疗方案。
而那时候，严修筠那种行尸走肉一般的状态，让他愣是转变了原本的仇视态度，并且生出了一种没办法说清的悲悯。
郎玉堂在那段时间，时常觉得自己在拯救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如果江晚晴活不下去，她肚子里那个小的就别说了，可能这个大的也要跟着她们母子去了。
更何况，郎玉堂还听说，江晚晴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右小臂几乎是粉碎性骨折——因为她在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用手护住了自己的肚子。
很显然，她爱肚子里那个孩子，愿意用生命去保护他，如果治疗她是以损伤她肚子里那个生命为代价，她的求生欲可能会在他们意识不到的过程中消失——这是个玄妙而危险的信号，因为研究表明，昏迷的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很可能并非一无所知，没有求生欲的她可能因此根本下不了手术台，而她如果死了，严修筠也是一副要生死相随的架势。
这简直是一个死循环，郎玉堂根本找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严修筠的奔走到底也出了成效，围绕在江晚晴身上的那些麻烦彻底解除，她可以作为一个普通的病人，以自由的身份接受治疗。
可是郎玉堂那边对江晚晴的治疗进展并不乐观，他能请到的大部分专家都认为他要同时保下母子两人的想法是异想天开，围绕这一病例提出的方法，几乎都是拿掉孩子，尽全力保全母亲——甚至严修筠也是这样的想法，如果在江晚晴和孩子之间必须要做取舍，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江晚晴。
而这个所谓的方案在郎玉堂的眼里无异于饮鸩止渴，实行与不实行没有任何区别——江晚晴依然是个没有自我意识的植物人。
只有郎玉堂的导师能理解他的焦虑与顾虑，并且认为他的顾虑很有道理，他觉得这种所谓的“稳妥”只是理想中的稳妥，实施起来实际是在杀人。
甚至于，拿掉了孩子，孩子母亲的情况从本质来说也不会有任何好转，甚至会恶化。
这位脑科权威的泰斗级人物不顾自己近八十岁的高龄，亲自飞到英国，组织了一次对江晚晴的会诊，随后，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手术方案。
连郎玉堂拿到这个方案时，都陷入了沉默。
然后他去找了严修筠。
“老师提出了一套办法，这个办法很可能会让晚晴重获新生。”郎玉堂说，“如果运气好，你们的孩子也可能活下来。”
严修筠看着郎玉堂，他知道对方话里有话。
他迄今为止的人生里，所有的运气都在遇到晚晴的时候用光了，以致于他现在只能和命运对赌来博她的最后一线生机。
“根据这个方案，你们的孩子必须要在怀孕二十三周的时候出生——现在世界上最小的早产儿存活记录是二十二周加两天，他从出生就要住进保温箱，他可能撑得过去，可能撑不过去，你要有心理准备。”郎玉堂顿了一下儿，“而如果这个方案真的能成功，她必然会忘记你……你要保证，你和你们的孩子，余生都不要出现在她面前。”
严修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仿佛感受到了一种千钧巨石锤在胸口般的闷痛。
可是同时，他也有一种飞蛾扑火笑饮□□般的释然与轻松。
“她会重新醒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