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不眠之夜后的第二天，我既希望见到罗切斯特先生，而又害怕见到他。我很想再次倾听他的声音，而又害怕与他的目光相遇。上午的前半晌，我时刻盼他来。他不常进读书室，但有时却进来呆几分钟。我有这样的预感，那天他一定会来。
但是，早上像往常那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影响阿黛勒宁静学习课程的事情。只是早饭后不久，我听到罗切斯特先生卧室附近一阵喧闹，有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嗓音，还有莉娅的和厨师的——也就是约翰妻子的嗓音，甚至还有约翰本人粗哑的调门，有人大惊小怪地叫着：“真幸运呀，老爷没有给烧死在床上！”“点蜡烛过夜总归是危险的。”“真是上帝保佑，他还能那么清醒，想起了水罐！”“真奇怪，他谁都没有吵醒！”“但愿他睡在图书室沙发上不会着凉！”
这一番闲聊之后，响起了擦擦洗洗，收拾整理的声音。我下楼吃饭经过这间房子，从开着的门后进去，只见一切都又恢复得井井有条。只有床上的帐幔都已拆除，莉娅站在窗台上，擦着被烟薰黑的玻璃。我希望知道这件事是怎么解释的，正要同她讲话，但往前一看，只见房里还有第二个人——一个女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缝着新窗帘的挂环。那女人正是格雷斯?普尔。
她坐在那里，还是往常那付沉默寡言的样子，穿着褐色料子服，系着格子围裙，揣着白手帕，戴着帽子。她专心致志地忙着手头的活儿，似乎全身心都扑上去了。她冷漠的额头和普普通通的五官，既不显得苍白，也不见绝望的表情，那种人们期望在一个蓄谋杀人的女人脸上看到的表情特征，而且那位受害者昨晚跟踪到了她的藏身之处，并（如我所相信）指控她蓄意犯罪。我十分惊讶，甚至感到惶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