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赵昺认为真金做事分不出轻重，虽说以整顿吏治作为起用汉臣的借口也是培养班底的措施，但还为时过早，只会引发其与蒙古旧臣的对抗，而这些人可都是功勋卓著，手握兵权，对其能否继位有着话语权的实权派。因此在登基之前要做的不是得罪他们，而是要收为己用，以便保证自己能顺利继承汗位。
而真金最不该是居然忽视了忽必烈的想法，其起用理财派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所以真金打倒了阿哈玛后，这时的首要工作也应是‘敛财’。但是，真金没有那么做，反而利用汉臣们实施所谓的‘仁政’，结果是成全了自己的仁名，却忽略忽必烈的想法，结果是什么用脚丫子都能想得到。一个不能领悟自己意图，与自己政见相左的儿子不是一个好的继承人。
真金政治上短视也就罢了，最离谱的是错估了形势。他太看重自己太子的身份了，却没有想过自己一日没有继承汗位，那么他就仍然只是一枚棋子，即便已经参与朝政也无左右朝政的权力，而大权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乃父手中，随时可以剥夺给予其的权力，这也导致他一再犯错。
就在去年，真金在不断推动汉化政策的同时，他还要求蒙古国子生学习汉文，对其只学蒙古文不以为然，又在十月通过和礼霍孙奏请开设科举，不过没有成功。而忽必烈对理财派的念念不忘和对其的失望之下，于十一月任用汉族商人卢世荣理财，同时新任正宫南必皇后颇有干政的迹象，这又为真金与汉臣所不满。
在发现自己有失宠的苗头后，赵昺觉得自己若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即便不支持，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反对忽必烈的决定。而应该趁着卢世荣的理财政策引起权贵们不满的机会，转移自己于蒙古旧臣和大汗之间的矛盾，坐视他们斗的你死我活，然后再坐收渔利，扭转自己在朝中不利的局面。而南必皇后没有子嗣，其弄权无非是想为自己寻个后路，真金要做的应该是与其交好，换得其支持，却不是着急与其对抗。
但是一帮糊涂蛋培养出了一个自大的糊涂蛋，在如此形势下，不但没有趁机避让，反而将自己推到了风头浪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作为‘领袖’的作用。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或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随即被忽必烈以忤旨罢职。明眼人一看便知，大汗的意思是告诉众人，卢世荣是我罩着呢，你们都不能擅自动他。
真金却不以为然却大秀自己的存在感，还从儒治角度对卢世荣“以言利进”的政策进行摘指，曰：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干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他自己可能以为自己说得很对，是一片好意，却没有考虑忽必烈的心情，自己亲自选拔的官员、推行的政策，可自己的儿子带头反对会让其怎么想？
眼看自己的发言没有引起忽必烈的重视，真金又指使自己的亲信监察御史陈天样就上章弹劾卢世荣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建议将其免职。而卢世荣也不肯坐以待毙，频频上奏自己改革中自己遭受的阻力，变相的告真金的状。忽必烈又表示了支持，告诉其自己知道了，对其所奏之事皆照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聪明人应该看出忽必烈的意思，本应及时收手，避免引起大汗的猜忌。可真金无事警告，继续指责卢世荣。
俗话说狗急了还跳墙呢，被真金逼到墙角的卢世荣便展开了反击。经卢世荣重新起用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真金深知忽必烈不愿禅位，闻知此事后甚为恐惧，指示御史台因秘其章不发。担任都事的尚文偷偷地把这份奏章隐匿下来，然而此事已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得知。
卢世荣就在忽必烈面前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名为大索天下埋没钱粮，实为揭露此奏章，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谋取这份奏章。尚文深知关系重大，请准于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拒不付予。答即古阿散乃报知忽必烈，想想有人想篡位，忽必烈能不生气吗？即刻命令大宗正薛尺索取该奏章。真金得知此事后，知道害怕了，可关键时候也没了主意……
赵昺得到的消息现在只有这些，他现在是大松了口气，忽必烈已经是病入膏肓命不久矣，若是一气之下嗝屁了岂不合了自己的心意。而在如此局势下，真金能否顺利继位也难说了，到时候己方势力打成一锅粥，自己的机会也就来了。而即便真金能顺利继位，其能力和威望比之忽必烈也差之千里，这样的对手也不足为惧。
另一个可能就是忽必烈没死，而真金却先被吓死了。赵昺相信连遭打击的忽必烈也多活不了几天，那样其即使在弥留之际再度指定了继承人，恐怕这么一位未经培养，又缺乏根本的新皇帝能否顺利上台，并掌控朝政也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样会给赵昺留下可乘之机。
正当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