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听罢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官’这个群体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腐败贪残。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势必造成满朝文武同恶相济，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
而一旦坏人掌了重权，按照与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操纵属下，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待他们形成气候，地毯式、塌方式腐败不仅会涉及到各层官员，甚至连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机大捞一把的机会，而朝廷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了。
再想想自己当初幸亏挑选了应节严、江璆这样的正直人作为府中的首官，赵孟锦、蔡完义、刘洙、郑虎臣等尚有廉耻、忠义之心的将领作为辅官，而没有贸然任用那些徒有虚名之人。当然赵昺当时这么做也是出于保命的需要，以防止被人给‘卖’了，加上为了能在琼州立足，快刀斩乱麻的将原来有问题的官员几乎换了个遍，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这虽然多半出于偶然，现在琢磨一下也够让人心惊的。
“先生，这些奸佞初露端倪之时，朝中那些正直之士为何不能将他们扼杀于萌芽之中，反而要加以利用，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呢？”赵昺清楚坏蛋也不是一天就能炼成的，大宋三百年历任君王并非都是昏聩不堪，名臣也出了一大堆，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出现这么多奸臣也是需要反省的。
“陛下之言一语中的。”邓光荐言道，“仁宗朝里，多数士子都能遵循圣贤之言，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至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可只为个例，且得以严惩，难改正直之风。”
“我朝贪腐之风却是肇始于王介甫入相。为了推进新法，其不惜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品质有缺的官员入相，大批反对新法的正直之士被逐出朝廷，以致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清廉正直之风丧失殆尽。朝中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已是愈演愈烈，徽宗朝则登峰造极。南迁之后，此颓风虽有过遏制，但已是积重难返，终因病入膏肓无力挽回！”
“这……”赵昺听了是目瞪口呆，在他前世的记忆中王安石可是一个正面典型，其不仅名列文学史中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一位锐意改革，推行富国强兵之策的改革者，而后世对其德行也评价很高，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这明显就是鞠躬尽瘁的代表，为官的典范，可在邓光荐的口中却成了导致大宋官场奸佞横行，政府腐败的罪魁。
“陛下，臣并无贬损介甫先生之意，且对其品行十分钦佩。但其变乱祖宗法度，用人失察，以致引起党争，确是致使我朝奸党横行之肇端。”邓光荐看着小皇帝震惊的样子，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颠覆了其对王安石的认知，急忙解释道。
“嗯。”赵昺这才合上嘴点点头，琢磨中历史不就是小姑娘吗，用的到便拿出来打扮一番，借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王安石这么个名人，又确实做了些事情，正好为后人所用。当反对变革时，其就是奸佞；而需要变革时，其就是英雄。不过当下的士人似乎对其变革多有不满，但仍对其品行还是极为推崇的，如此看也还算公允。
“唉，以介甫先生的学识对难辨真伪，看不透人心，朕又如何甄别忠奸呢？”赵昺转而一想，古往今来的奸邪之人，脸上没有任何标签，然而这些人为达到获取私利的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时甚至表现得比君子还君子。即便科技极为发达的现代同样难以辨别，而自己这个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更没戏了，想到此不禁有些丧气。
“陛下也不要过于烦忧，虽然忠奸难辨，却也有迹可循，只要时刻保持警惕便无大过……”邓光荐眼见自己一番教诲不但未能让陛下坚定惩奸除恶的决心，反而使其变的垂头丧气。若是小皇帝真被自己所言给吓住了，从而随波逐流，那自己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又赶忙解说道……
赵昺听着邓光荐的大论，他发现无论古今小人发迹，奸佞上位都无外乎那几种方式，都是一个套路：
一者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蔡京的儿子蔡攸，本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无赖之徒，就凭着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几年里由“御赐进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后期奸相贾似道则是通过姐姐入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这与现代裙带关系盛行并无区别，举贤不避亲成了他们的挡箭牌。
二者是通过巴结权臣下属博取高位。这种现象在北宋晚期和南宋时相当普遍，“三凶”之一的梁成大，当县官时极力巴结宰相史弥远的家奴万昕，万昕曾对梁成大透露史弥远很不喜欢名臣真德秀。梁成大当即表示自己只要升官便能把此事办好。万昕把梁成大的话转告给了史弥远，没过几年梁成大真的进了御史台，并立即上章弹奏真德秀。由于攀附上了史弥远，梁成大边升边腐，屡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