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渡江以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孙绰作《道贤论》，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翦伯赞语）。同时因为佛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一时大为盛行。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这些和尚既有学问，谈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烂之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他们游于朱门，如游蓬户，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从此，“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至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唯谈老庄，口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琳琅串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操纵了。曾几何时，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高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按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玠之语议，王澄“前后三闻，为之三倒。”
东晋建立的同时，北方内迁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割据政权，而东晋皇族受南方腐朽世家的影响，奢侈腐化，偏安半壁，不思进取，甘于南北对峙。同时东晋皇室又积极协调江南世家与南渡世家的关系，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抚北方南迁的流民，随后江南地区生活安定，荆扬晏安，户口殷实，但拥有极多特权的南北官僚、世家肆意占夺人口和土地，依仗权势封山占水，使地方割据势力强大。
汉末至魏晋是华夏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盖因群雄割剧，战乱连年，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统治者忙于轮翻做东，放松了对百姓思想的禁锢，所以个性张扬、不为世俗所累、崇尚自然的魏晋名士所代表的魏晋风度，是这段血腥、沉重历史的华丽变种，是几千年来文人雅士穷其一生追逐的精神桃花源。而国力衰弱，政治恶化，名士少有全者，这些混乱而痛苦的事实，生硬地刺痛着晋人的思想，使人思治而不得，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中选择了叛逆，他们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谱写着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于是就有了所谓放浪形骸般的“魏晋fēng_liú”：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纵酒放达，脱衣裸形，甚至男人女化，涂脂抹粉，服妇人之服，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扪虱而谈，这种逃避现实的高雅举动是很多名士的选择和追求，这是他们洁身自好的最好途径。
但真正能体现魏晋fēng_liú的，是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言行，是崇尚洒脱自然、fēng_liú倜傥、唯美优雅的举止，是对亲友的深情及对生命转瞬即逝的感伤，更是一种对文化的怀疑和避世的无奈，及保持心灵纯净的愿望和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盼望回归自然的想法。他们崇尚自然，喜欢雅致的生活，以吟诗作赋、听琴绘画、邀游玩赏、谈玄说怪为生。雅集，谈玄，清议，书法，音乐，琴棋，绘画，傅粉，服散，畅饮，女装癖，人们叛经离道，不拘俗礼，此时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他们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fēng_liú自赏，纵意狂歌，也向往着理想中的桃花源：无君无臣，无忧无虑，自耕自织，不务世事，以此表露着对传统礼教和腐朽文化的不满。老庄认为自然纯真、本性质朴就是美，而儒家在这个动luan的年代已经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从世人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突破了独尊儒术，又结合了佛家道教，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学。为了填补精神空白